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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年与徐翔同案的还有王巍与竺勇二人。法院判决显示，徐翔单独或与王巍、竺勇共同与13家上市公司董事长、实际控制人合谋后，按照徐翔等人要求，由上市公司董事长或实际控制人，控制上市公司发布“高送转”方案、释放公司业绩、引入热点题材等利好信息的披露时机和内容。

事实上，徐翔名下多项资产，均在其母亲郑素贞和父亲徐柏良名下。以徐翔为法定代表人的上海泽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例，该公司成立于2009年12月7日，注册资本5000万元，由徐翔及其母亲郑素贞和父亲徐柏良分别持股40%、55.2%和4.8%，而应莹是公司的监事，不持有公司任何股份，徐翔为执行董事。

莫迪提出的“印度制造”以及“技术印度”等政策为印度发展国内军工提供了机会，而且印度似乎也打算将军工领域打造成“印度制造”的先锋。印度首先大幅放松军工领域限制，积极向民间企业发放生产许可，以破除国有军工企业效率低下、官僚作风盛行的弊端。印度国际关系研究委员会研究员萨米尔·帕蒂尔表示，印度国有企业控制着90%的军品生产，却创新乏力。

“整个过程中还要跟工程和设计人员进行沟通，他们根据项目的具体架构、所在地的改造政策测算出改造成本。测算结果全部出来之后，我们的工作是制作可行性报告。”王洋说。根据王洋的观察，运营机构最终支付给业主的租金，一般偏高于周边的市场价。集中式公寓与业主的签约时长大部分在8年以上，前2-3年固定租金，接下来按照2-3年的周期，租金递增一定幅度。

三星表示越南工厂将每月生产20万部手机，并自3月底起将这些手机运回韩国。当疫情好转时，三星将把在越南的智能手机生产活动转回龟尾工厂。目前，三星在越南的智能手机工厂位于北宁和太原两省，约占其全球智能手机交付量的一半。据韩国大韩商工会议所的初步统计，目前除了三星电子、SK海力士在内的大型企业，近百家电子及半导体行业中小企业均出现了因新冠肺炎确诊、疑似患者或接触相关人员引发的停产情况。据《韩国先驱报》称，目前，韩国政府正在努力协助这些中小型公司。

整体来看，可转债基金平均收益13.25%，远超同期债券基金3.5%的平均收益率。前十个月，仅有3只可转债基金收益为负，其中一只是还在建仓期的新基金。可转债基金业绩爆发的背后是可转债市场的上涨行情，以及今年可转债发行数量和规模的迅速攀升。富安达基金固定收益总监李飞表示，今年转债行情涨幅较好，有多方面的原因：一是去年A股非理性下跌，造成正股估值极低，今年股票市场涨幅较好，转债平价自然水涨船高；二是央行今年多次降准，流动性宽松，回购利率较低，而纯债收益率处于历史低位，转债本身估值和持有期机会成本均不高；三是转债市场的深度和行业覆盖度去年以来有了显著提高，市场成交活跃度明显提升，去年一级市场转债发行遇冷，很多参与配售的发行人股东也有较强烈的动机下修转股价促转股，催生了条款博弈行情。